比较关注秦晖老师，可能是在2003年他和汪辉、温铁军的对话，所谓的“左中右”的巅峰对话。一直以来，汪辉更常从概念或理念出发思考问题，而秦晖的言论对历史的把握更为细致复杂，这也正是秦晖老师的特长之一。有一种说法是：“称之为右派的人，就是反党反人民的，或者是被污蔑为反党反人民的；称之左派的人，就是革命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或者是口上说为革命为人民实质上搞倒退、损害人民利益的。”但这种说法本身未免过于偏颇。秦晖，作为右派代表，听了他的讲座以后，相信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是中国社会最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之一。
•概念纠正
从New liberalism到Neo liberalism，从自由主义到福利国家，从西方国家政治到中国古代体制，从韩非子到杰弗逊，从政府权力到政府责任……
秦晖老师讲述的，是史实，又是时事；是比较，又是评说。在不知不觉中，从古代遨游到现代，从“最好的政府是最不管事的政府”到“尿布到棺材都管”，时间流逝的过程，也是一段段历史的重现过程，更是一个个概念明晰的过程。
呼唤民主政治的人在被所谓“新自由主义”迷惑的同时，还戴着对西方高福利国家的有色眼镜，或者对所谓民主自由的盲目推崇；崇尚法制建设的在将“法家”奉为“祖师”的时候，却还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一知半解，甚至对“国权不下县”鼓掌叫好。
中国很多学术争论，往往是发生在对基本历史和概念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的，大家吵了半天发现根本没有站在同一层面上，难免贻笑大方。
•历史解读
学者们关于历史的解读，大多出于希望从历史中发现两种信息来作证自己的观点：传统抑或改革。所谓传统，是用来印证目前所谓不能改变的现实，为一些现状开脱；所谓改革，是用来为目前所做的事在历史上寻找合法性。
作为我们这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老师的一些研究与其说是重新诉说了历史，不如说是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例如讲座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古代集权体制的认识，就很少有人从“责任”与“权力”的角度来解读。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各个学者之间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曾经看过一些关于“新左派”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们的影响。事实上，不少舆论都认为秦晖老师是与新左派对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他崇拜西方。关于这一点，秦晖老师在《问题与主义》序言中曾经有过精彩的评说：“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我称之为共同的底线），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至于前者赞成后者反对，或者相反的那些价值，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是‘真问题’。”
从这次讲座的内容来看，秦晖老师对历史的解读其实也莫过于“传统”和“改革”两方面。但其中最让人欣慰的，正是他正视了当前的热点却也是让不少学者棘手从而不敢说真话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改革”领域；他没有东拼西凑或断章取义地理解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得出了一个看似显而易见，却常常让人忽略的课题。
•权责之辩
在发达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然而在我国，对自由和福利两者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矛盾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所以当有人说到“我们要自由，我们要福利”的时候，都会感到甚为别扭。或者说，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提出这种问题简直是笑话！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既缺少迁徙、就业等最基本的自由，也几乎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他们缺少自由难道是因为社会福利太多？他们毫无社会保障难道是因为太自由了吗？西方的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这种状况下能有什么争论？”
诚然，这样的语气卫冕激烈了一点，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也就是秦晖老师讲述的“权责之辩”——改革一方面要限制权力，一方面要追问责任，通过限权问责来打造天平，建立宪政体制。可是在我眼里，我们的公民还没有这样的“权责意识”，就更不用说有维护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意识了，这也就很难不造成盗版、偷税等诸多社会问题。
无论是限权方面还是问责方面，相信没有人会要求政府“一步到位”，唯有公民的“权责意识”一课还是要尽快补上的好。
